一天天黑后，我开着车拉着艾未未从长岛出发，沿着495号公路一头扎向百十公里以外的曼哈顿。那段时间，我最愉快的事情就是在拍戏的间歇叫上艾未未，开着车到处乱窜。只要有艾未未在身边，去布鲁克林黑人区我都不怕。
我不懂英语，刚开始时也不认识路，所以老问坐在旁边的艾未未。他有时烦了，就不好好指路，该拐弯时也不说话。我就一直往前开，开到哪儿算哪儿。
一次，我赌气一直开到海边，对他说：“你要是还不说拐弯，我就开到海里去。”他闭着眼睛躺在车座上说：“把玻璃摇上，等车完全被水淹没了再逃生。”我脑袋一热，差点一踩油门轰到海里去。在岸边刹住车后，他认真地对我说：“我特别想体会一头扎进海里的感觉。”平常开车，他也老说：“撞一次吧，求求你，快点，再开快点。”久而久之，弄得我心里也跟着了火似的，老觉得自己开的是装甲车。
那段时间，艾未未的出现使我的心里充满了野性，对秩序的破坏欲与日俱增。要不是我天生怯懦，又对未来充满憧憬，后果真是不堪设想。后来看到库布里克的电影《发条橙子》，我一下子就理解了那些混蛋的所作所为。
艾未未是北京人，大学读了不到两年，觉得没劲，毅然放弃学业来到纽约。我认识他时，他已经在纽约待了12年。他是一个前卫艺术家，住在曼哈顿第一大道和第二大道之间的第七街上，那一带集中了很多像他那样不着调的艺术家。他喜欢搞恶作剧，善于随心所欲地把两种不相干的事嫁接到一起，使它们产生一种新的含义。他会把篮球装进编织袋中，从楼顶抛下。一只编织袋在街道上弹跳，令行人纷纷驻足观望，百思不得其解。
艾未未为人仗义，朋友五行八作干什么的都有。一年圣诞节的前夜，我在他的地下室留宿，遇见一个韩国人来串门。那人刚坐下，就被他从后面用塑料袋套上脑袋，憋得满脸通红。艾未未对我说：“这小子是个贼，好好搜搜他，身上一定有好东西。”韩国贼拼命挣脱，从怀里掏出一个纸袋子，说了一串韩式英语，把纸袋包着的一瓶酒郑重地送给他，诚恳地说：“我今天没偷东西。这瓶酒是我自己花钱买的，送给你作为圣诞节礼物。”
事后，艾未未对我说：“我来纽约12年，有两件事让我体会到人间尚有真情在：一个是每年过生日，我自己有时都忘了，但大西洋赌城从来没有疏忽过，一准寄来生日贺卡，再有就是这个圣诞节，收到贼的礼物。一个贼，能自己花钱买礼物送人，可见这种感情是多么的真挚。”
说到艾未未和贼的感情，我想起一件事。一天，我们在他的地下室拍戏，负责外联的李争争突然跑进来，说他车上价值200美元的音响被人敲碎玻璃盗走了。艾未未听后，出去转了一圈，他只花十美元就从一个黑人手里买回一台音响送给李争争。李争争惊呼：“这就是我丢的那台！”
那时，我们两人经常开着车在长岛盲目地东游西逛。艾未未常常指着一座座花园洋房说：“这些都是垃圾，应该炸掉。”看到我露出不胜向往的贪婪目光时，他一脸坏笑地补充：“可以给你留下一幢。”他反对建筑和装修有任何抒情的倾向，喜欢冷酷、简单。他曾经对我说：“你回到北京以后买一块地，我给你设计一座房子，保证花钱不多，又非常牛。”他说，“你买四个加长的集装箱货柜，彼此衔接，组成一个‘口’字形的建筑，从外面看不到一扇窗户，甚至找不到门，就像一个金属方块，所有房间的采光都从里面的天井获得。”我听了。热血沸腾，到处打听买一个最长的集装箱得花多少钱。
12年后，艾未未终于在中国找到—个勇敢的实践者，此人就是北京房地产界另类潘石屹先生。潘石屹被艾未未蛊惑，在长城脚下投巨资造了十几幢巨冷酷的房子，看上去令人不寒而栗。前往参观者生怕自己不识货，异口同声地说：“牛。”这—座房子，—方面，极大地满足了潘总的虚荣心；另一方面，也把他的资金牢牢地冻结在八达岭的寒风里。
现在，冷酷和简约已经在北京蔚然成风。我老想告诉那些自认为很酷的人：“你们太落后了，要知道，12年前的艾未未就已经很冷酷、很简约，非常水泥了。”
只要提到纽约的事，就不能不说艾未未。有他在纽约，那里就是—个充满刺激和活力的城市。许多年以后，我再次回到纽约，发现缺少他的城市竟变得非常平庸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