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安石文才出众，政绩突出，在“唐宋八大家”中独树一帜。在任宰相期间，他大刀阔斧，全面革新北宋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，取得了一定成效，被封为舒国公、荆国公。后在豪强集团和保守派围攻下，新法尽废，王安石忧愤而死，后被追赠舒王。
公元1021年，王安石出生在江西临川一个官宦之家，自幼聪明好学，文思敏捷，志向远大。21岁位居进士第四名，步入政坛。在任郏县县令、舒州通判、太常博士、常州知府等职期间，以胆识过人、勇于革新显露头角。他的政论性散文也自成一家，引起文坛、宫廷关注。
当时的北宋王朝，内忧外患严重。“冗员、冗兵、冗费”，致使国库空虚，入不敷出。大地主、大商人的侵占、盘剥，朝廷不断加重的苛捐杂税，致使百姓困苦，民不聊生。与北部契丹、党项的战事频繁，久拖不决。宋王朝面临生死存亡的空前危机。
宋神宗即位后，励精图治，决心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，重整大宋河山。他任命王安石为江宁太守，很快又升为翰林学士、副宰相兼皇帝侍讲。两人政见一致，互相信赖，感情日深。王安石认为，朝廷的问题，不是开支多，而是生产少，税收漏洞大；军队不是兵员少，而是装备差，训练不足，没有战斗力。他提出全面改革现有法度，推行新法。在宋神宗支持下，一场商鞅变法以来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拉开序幕。
王安石抓住税收、整军两大焦点，颁布了一系列意在富国强兵的新法。一是青苗法。由官府贷款贷粮，帮助农民发展生产，遏制地主富豪高利贷渔利。二是免役法。变轮流服役为官府雇人服役，各户交免役税。三是方田均税法。重新丈量土地，按地纳税。清理出大量地主富豪兼并隐瞒的土地。四是农田水利法。鼓励垦荒，兴修水利，开发自然资源。五是颁布了裁兵法、将兵法、保马法、军器法，提高兵员素质，选拔优秀将领，改进武器和训练。六是取士法。改科举，整顿太学，唯才用人。
王安石推行的新法，大幅度增加了国库收入，有效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。但由于一些举措不切实际，推行过急过激，加上王安石主观上有重国税、轻民利的思想。农民负担并没有明显减轻，有些方面甚至还有所加重。御史中承吕海上书，提出新法十大过失，被宋神宗贬为地方官。随着一些地方有人为避免服兵役自断手臂等自残行为的发生，加上东明县一千多农民进京上访，在王安石门前闹事。韩琦上书要求废止青苗法，司马光、欧阳修、苏东坡等有影响的人物齐声附和。大地主、大商人集团乘机起来反对新法。对此，宋神宗产生了动摇。王安石据理力争，认为新法虽然有一些缺陷，但总体上有利于朝廷和百姓，应该坚持下去。宋神宗决定废止青苗法后，王安石愤而辞职。
一年后，宋神宗认识到新法对于增强国力的极端重要性，重新起用王安石为相，要他进一步改革朝政，推行新法。但这个时候，由于地主豪强集团的强烈抵制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党的极力反对，加上农民普遍热情不高，尽管王安石对一些法规做了调整、深化，新法还是得不到普遍支持，很难推行下去。王安石仰天长叹，无能为力。他痛恨党争使保守党丧失理智，昧着良心反对新法，更痛恨豪强集团贪得无厌，为了极少数人的利益阻挠变法，还可怜百姓的愚昧无知，为了个人眼前利益，不顾国家的长远发展。他强烈地预感到，新法推行不下去，大宋王朝将无可救药，无力自拔，衰败将是必然的、根本性的。
难能可贵的是，王安石和苏轼两个大文人，都敏锐地感觉到了党争对朝廷和百姓的严重危害。王安石整过激烈反对新法的苏轼，设法将苏轼贬为地方官。但在苏轼深陷“乌台诗案”，面临生命危险时，王安石尽释前嫌，上书宋神宗：“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？”使苏轼免遭一死。
宋神宗去世后，高太后任用司马光为相，保守党把持朝政，尽废新法，王安石15年的改革心血毁于一旦。这时，苏轼站出来，公开为免役法等新法说话，反对全盘否定新法。这使王安石少许得到一些安慰，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，对自己政治抱负未能实现，依旧耿耿于怀。在宋神宗去世后一年，王安石忧愤而死。
王安石虽然没有取得改革的完全成功，但作为政治家，拜相封王，已经位极人臣，声名显赫。作为文学家，他留下一部诗集，存诗1808首。还有一部《临川先生文集》，收文数十篇，其中不乏传世之作。
王安石主张，为文应“有补于世，有福于世”，就是有益于社会，造福于天下。强调形式与内容的统一，形式服务于内容。他的文章，多是有关政治和学术的论说文，政论文的成就极高。如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》《答司马谏议书》等，就是其中的名篇。就是他写的《书刺客传后》《读孟尚君传》《游褒禅山记》《伤仲永》等史评和游记，也以抒发议论见长。他的诗，同样充满政论色彩。
王安石的诗文，风格雄健，结构严谨，语言朴实，议论精辟，概括力很强，值得一读。
